第一点，对第一到第三种类型的人而言，新时代提供给他们的是一般宗教之外的另类选择性，第一和第二种类型的行动者其投入新时代运动对于台湾本土的宗教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第三种类型的行动者而言，新时代运动是原有宗教的替代，假如这类人数多的话，多少会影响其它本土宗教团体的成长。

　　第二点，第四和第五种类型的参与者原本的信仰形态就和新时代的特质有高度的亲近性。新时代强调超越宗教和组织的界限，展现开放性、多元性和融合性的特质，很容易吸引他们的想要深入了解的兴趣。由于这两种人有深厚的宗教经验和基础，因此，新时代的体系中属于较为深刻复杂的思想体系比较能够吸引他们的兴趣。这些人很容易成为新时代运动的参与者，不论其采取参与的方式是个人自修，或是参与读书会或课程等。但是，这两种类型的人对于其它宗教团体发展影响不大。前者本来就少去道场，而后者可能仍然会继续参与原有的道场或其它新的道场。但是，这群人是新时代运动在台湾发展的重要支柱，即使他们未必参与集体的活动，但是却以其它方式参与和支持了台湾新时代运动的发展。

　　第三点，第三到第五类型的行动者在接触新时代运动之前都有或深或浅的宗教背景，显示台湾原有的宗教文化提供了一个孕育新时代运动的温床。此外，在新时代运动进入台湾之前，台湾社会的宗教文化中原本就有许多隐形的或潜在的新时代灵性追求者，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灵性世界。新时代运动的引进提供了他们更丰富和更具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元素。

　　从新时代运动参与者的宗教背景来考察台湾的新时代运动和其它宗教文化之间的互动状况，发现新时代运动在台湾和其它的宗教之间有其竞争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有一部份的新时代运动参与者是属于跨宗教界限，从网络分析的概念来看，这些跨宗教界限的新时代运动参与者是整合台湾宗教文化的重要机制和媒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高度综摄性的灵性观能够在台湾社会形成一个新兴的宗教和文化运动，意味着台湾社会本身的开放性可以吸收和接纳外来的宗教元素与观念。

　　4.4 新时代灵性观与本土宗教文化的连结

　　新时代灵性观在台湾的流行，不仅是一种外来的，并且也代表着一种另类形式的灵性观的兴起。从Wuthnow观察到19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中超自然信仰和所谓的追寻的灵性模式大行其道，这些现象和类似的现象如濒死经验、通灵、灵性向导等事件，看似为各种不同方式的个人实践，实际上是人们受到原有宗教训练的预先支配(predispose)所影响，这些个人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植于制度宗教所型塑的经验，居住在神圣场所的传统灵性事实上已经为新的追寻灵性铺上了一条道路。(1998:3,124)。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路径去思考新兴宗教运动(不论是本土或外来的)的兴起，与其原有的宗教文化之间可能的关连。本文认为，新时代运动在台湾的兴起并非单向地只是从外面移植新的文化元素而已，台湾本土宗教文化的响应体现在作为对照、比较和捡择外来宗教文化的基础。从台湾的新时代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中，就可以看到新时代的灵性观特别强调与旧的宗教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对比。被誉为“台湾新时代运动之母”的王季庆对“新时代”的根本精神所作的界定和诠释，可以作为台湾新时代人的典型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