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运动兴起于西方社会，顺应美国的优势地位，在全球化过程中往外扩散到世界上其它的地区。台湾的新时代运动是美国新时代运动全球化扩张的一个环节。相对于其它外来宗教，新时代运动带来的是一种具有高度融合性的新形式的灵性观，除了具备所谓“后现代”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形态之外， [30]却又带着台湾宗教文化所熟悉的东方宗教的色彩，使得新时代运动与本土宗教文化之间的搓揉和互动极富变化性。

　　前述外来的新时代的灵性观与台湾本土宗教文化之间同时具有互补性和差异性的呈现，而参与者对于新时代的灵性观与传统佛教之间的关连有其自己的建构和诠释。就整体的分析结果而言，新时代的灵性观为台湾的宗教文化带来的许多新的内容、新的观念和新的灵修方法和新的文化元素，丰富了台湾的宗教文化。藉用Beck的观点来说，新时代运动在台湾的发展促进了台湾社会内部的全球化(Beck 2000)。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时代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九○年代的台湾日益流行，也意味着台湾社会已经发展为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和全球性，因此很容易接受来自西方的新的思潮和事物。外来的公司要能够在台湾设立分公司，开设课程，必须要有足够的本土人力资源的协助才有可能，这些现象指出台湾社会已具备充分肩负全球性的本土的菁英份子。如同新时代运动在台湾的萌芽过程，具备全球性经验和条件的本土菁英在此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社会拥有愈多的这类行动者，就越能促进社会内部的全球化，再制更多具有全球性经验或特质的行动者。大部分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向来偏重于从宏观的层面来看全球化对社会或个人的影响，较少考虑到微观层面的个别行动者对全球化趋势的响应可能的影响。本论文从新时代运动在台湾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发现少数个人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社会内部的全球化产生的影响也会因社会群体的社会特质和居住区域而有所不同。我们从台湾新时代运动参与者的社会特质，以及新时代运动的分布区域都可以观察到，居住在全球化经验和资源比较丰富的都市地区(特别是台北地区)的人，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新时代运动的讯息。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也比较低者更能接受新的灵性形式。

　　受到宗教文化的全球化影响下，台湾人的宗教参与或是灵性旅程也不再限于台湾之地。在广泛的新时代运动圈有人远赴印度的奥修国际中心、参与美国的潜能开发课程、造访英国的号角社区(Findhorn Community)…等。最典型的例子台湾每年有二到三千人到印度谱那洗礼，而最近的例子可以阿梵达的星边公司为例，阿梵达在台湾发展不过六年的时间，目前该公司培养的台籍领袖为数不少。在今年(2002年)初在美国本土一年一度的智者工作坊中，参与的学员共有来自四十四个国家的1,100人，其中来自台湾的领袖就有近九十人，高达8%。 [31]台湾人参与国际课程的程度算是相当热烈。此外，这类公司在台湾发展似乎成长得很快，意味着这类高费用的外来课程颇能吸引某些台湾人的兴趣和需要，这些外来HPM的设立与成长提供了以更多的机会和选择方式来参与全球化的过程，显示台湾人参与全球化相当的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