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1965年，中华书局由于赶印“毛选”和二十四史，《周易探源》出版日期一直延宕。1965年11月，中华书局哲学组函告镜池先生，称编辑大部分下乡参加社会主义劳动教育运动，《周易通义》、《周易通论》无人审稿。于是在先生要求下，中华书局寄回《通义》、《通论》等书稿。

1965年夏，镜池先生因战备疏散到新会，在新会县城盆趣园居住了近两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对自己近几年完成的易学著作作了较大的修改，并新作《周易类释》。《读易杂志》也于1966年写出初稿，更名为《读易札记》（后又不断增补，最后定名为《周易释例》）。

至1966年，镜池先生晚年有关《周易》研究的著作基本完成。他表示可将《周易探源》、《周易通义》（附《通论》、《释例》、《校释》、《韵读》等）、《周易类释》（附《今论》）合称“思学轩周易三书”[7]，并表示自己研究《周易》“到此告一段落”。关于这些研究著作的关系，镜池先生称：“《通义》为新注，《通论》谈各有关问题，均为全面谈。《类释》讲内容，《释例》讲形式，为分论。”（1968年12月29日日记）

随着时间的推移，镜池先生渐感著作出版无期。失望之余，他曾在1968年将有关著作缩写为“简编”、“选释”、“要略”等，期望缩小篇幅能争取机会出版。

先生更担心自己的心得如不能面世，甚至有散佚之虞，则不仅是个人心血的损失，也是学术上的损失，于是在1968、1969年间，先后向陈伯达、陈垣及曾在北京图书馆供职的内弟王锡印等人致函，希望能将著作保存在科学院或国立图书馆，但均无回复。据知情人回忆，镜池先生也曾打听著作在香港出版的可能性，但终因“绠短汲深”，无果而终[8]。

1970年，卧床数年的镜池先生又重新检视自己的《周易》研究。他感觉“写完新‘简编’和三则‘释例’后，因想起《周易通义》等几个稿本都有缺点。因文字太多，没有勇气重新抄写。现在觉得还是自己重写一次较好。如不重抄再改，留下这些许多缺点的稿本，于心不安，不是认真的精神。因下定决心，重新修改和抄写”（1970年4月17日日记）。于是在1970—1971年间，再度修改、誊抄《周易通义》、《周易释例》、《周易通论》、《周易类释》、《周易今论》等著作。

1930年，镜池先生在燕京大学选读顾颉刚先生“古史研究”课程时，以抄录《周易经传》为研《易》之始[9]。1971年7月21日，镜池先生以重新标点完的《周易章句》作为自己研《易》的终结之篇，向陈垣、顾颉刚二位导师致敬（见《周易章句》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