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镜池先生渐感著作出版无期。失望之余，他曾在1968年将有关著作缩写为“简编”、“选释”、“要略”等，期望缩小篇幅能争取机会出版。

先生更担心自己的心得如不能面世，甚至有散佚之虞，则不仅是个人心血的损失，也是学术上的损失，于是在1968、1969年间，先后向陈伯达、陈垣及曾在北京图书馆供职的内弟王锡印等人致函，希望能将著作保存在科学院或国立图书馆，但均无回复。据知情人回忆，镜池先生也曾打听著作在香港出版的可能性，但终因“绠短汲深”，无果而终[8]。

1970年，卧床数年的镜池先生又重新检视自己的《周易》研究。他感觉“写完新‘简编’和三则‘释例’后，因想起《周易通义》等几个稿本都有缺点。因文字太多，没有勇气重新抄写。现在觉得还是自己重写一次较好。如不重抄再改，留下这些许多缺点的稿本，于心不安，不是认真的精神。因下定决心，重新修改和抄写”（1970年4月17日日记）。于是在1970—1971年间，再度修改、誊抄《周易通义》、《周易释例》、《周易通论》、《周易类释》、《周易今论》等著作。

1930年，镜池先生在燕京大学选读顾颉刚先生“古史研究”课程时，以抄录《周易经传》为研《易》之始[9]。1971年7月21日，镜池先生以重新标点完的《周易章句》作为自己研《易》的终结之篇，向陈垣、顾颉刚二位导师致敬（见《周易章句》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