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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前言

一、镜池先生研易经历

自1920年代末至1970年代，先祖父镜池先生研究《周易》的时间长达四十年，基本贯穿其学术生涯。镜池先生在晚年的日记和回忆录中，对自己的《周易》研究有较多的记录。兹考述大致情况如下：

李镜池（1902.3.31-1975.6.17），字圣东，生于广东开平锦湖乡横冈村（今属开平金鸡镇）。父亲李希殷（1868—1922）为乡村中医郎中，早年往美国谋生，信仰基督教。后数次回国。1922年在波士顿病逝。镜池先生早年就读于老家私塾，少年时入读蚬岗启新小学。16岁往广州考取培英中学，1927年在广州协和神学院文字事业科毕业后，得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举办短期科，即在一位英国教会义工的资助下，负笈北上。原期以一年即归粤谋职，后陆续得助学金和兼职工作，可以维持生计，故直至1931年夏方才南归。

镜池先生在燕大期间，得聆郭绍虞、冯友兰、钱玄同、俞平伯、朱自清等名家授课。陈垣讲授“中国基督教史”、“中国史学名著介绍”，许地山讲授“道教史”，尤使其获益良多，陈、许二师对镜池先生的才学也颇予嘉许[1]。许地山的课上，镜池先生以《周易》作为专书研究，练习治学之法，肇其一生《周易》研究之端。1929年春，镜池先生选读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并于课外常向顾先生请教。据顾颉刚日记，1930年记李镜池来访、长谈等有二十余次[2]。这段时间，镜池先生作《易传探源》、《周易筮辞考》、《左国中易筮之研究》三文，颇有创见，顾先生均收入《古史辨》第三册。1930年，他按顾先生的建议编《周易五书》，即《周易章句》（标点《周易》和《易传》）、《周易异文校勘》、《周易句读考异》、《周易书目》、《周易通检》，原拟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惜稿成而国光社已倒闭。

1931年夏，镜池先生南归，在广州协和神学院任教。教学课忙，主要写了一篇《古代的物占》，与《易》有关。1935年秋，镜池先生又回燕大国文系教了一年，见华北战事日紧，遂回粤，仍在协和神学院教学。隔年抗战爆发，辗转走避老家开平、香港、云南、粤北韶关、连县、梅县等地，流离失所[3]。其间1941年在香港时，顾颉刚先生曾嘱将《周易五书》寄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作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丛书之一。但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书未刊印。稿子虽幸得开明保存，抗战胜利后取回，但历年住所累迁，至1960年代末，稿已散失。

1945年抗战胜利后，镜池先生获聘在岭南大学任教，课余重理《周易》。他利用抗战期间友人所赠黄道周《易象正》抄本，对易学家黄道周生平与著述进行了研究。更开始关注《周易》编纂体例的系统研究，作《周易筮辞续考》、《周易卦名考释》等文。他感觉到，清末以来，“甲骨卜辞，赓续发现”，“西洋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又纷至杂陈，蔚成时尚。他山之石，足资参考，于是《易》学之研究，乃辟一新途径，进一新阶段，为前此所未有”，因此抱着要从《易》文寻究古代社会史的目的治《易》，欲仿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作“类编”，或依原书次序，作“浅释”。但自感对古代社会史的知识浅薄，疑难尚多，所得尚微，乃“取孙子攻坚之法”，先成《周易校释》一篇，发表于《岭南学报》[4]。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镜池先生调到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因参加各种运动，加紧学习政治和马列主义理论，又任华师中文系第一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5]，责任更大，备课更忙。主要精力放在古典文学的教学、科研和青年教师培养。但1953年春患疾，下肢逐渐无力，舌头发麻[6]。几年后，已不能到课堂上课，只能改做培养青年教师和科研工作。

镜池先生对《周易》的重新研究，缘起于1959年7月杜国庠先生介绍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前来向他约稿，请他作四部古书的注解，其中包括“周易新注”。原定为两年计划，约5万字规模。但其后数年由于疾病困扰，加之各项事务繁杂，未能动笔。

1961年，学术界出现了一轮《周易》讨论热潮，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崇古的，有反古的，镜池先生称自己“见猎心喜”，也写了《关于周易的性质和它的哲学思想》、《关于周易几条爻辞的再解释》等文参与讨论。

1962年2月，顾颉刚先生来粤。看望镜池先生时，建议他将研究《周易》、《诗经》的论文整理合编出版。于是镜池先生将历来研《易》论文合编，题为《周易探源》，送交顾颉刚先生。1962年10月，中华书局决定出版《周易探源》，并开始排版、征订。

与此同时，1962年4月开始，镜池先生动手写《周易通义》，历时两个半月，于7月初完稿。《周易韵读》亦同时完成。1963年8月又写完《周易校释》，与《韵读》合为《通义》的附录。1963年元月，先生开始写作《周易通论》。10月底，《通义》、《通论》书稿同时寄交中华书局。

1963年9月，镜池先生考虑将自己已完成的《周易》研究成果合为三书：《周易探源》（22万字）、《周易通义》（25万字）、《周易通论》（15万字）。与此同时，先生开始构思《读易杂志》，拟附于《通论》之后。

1964—1965年，中华书局由于赶印“毛选”和二十四史，《周易探源》出版日期一直延宕。1965年11月，中华书局哲学组函告镜池先生，称编辑大部分下乡参加社会主义劳动教育运动，《周易通义》、《周易通论》无人审稿。于是在先生要求下，中华书局寄回《通义》、《通论》等书稿。

1965年夏，镜池先生因战备疏散到新会，在新会县城盆趣园居住了近两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对自己近几年完成的易学著作作了较大的修改，并新作《周易类释》。《读易杂志》也于1966年写出初稿，更名为《读易札记》（后又不断增补，最后定名为《周易释例》）。

至1966年，镜池先生晚年有关《周易》研究的著作基本完成。他表示可将《周易探源》、《周易通义》（附《通论》、《释例》、《校释》、《韵读》等）、《周易类释》（附《今论》）合称“思学轩周易三书”[7]，并表示自己研究《周易》“到此告一段落”。关于这些研究著作的关系，镜池先生称：“《通义》为新注，《通论》谈各有关问题，均为全面谈。《类释》讲内容，《释例》讲形式，为分论。”（1968年12月29日日记）

随着时间的推移，镜池先生渐感著作出版无期。失望之余，他曾在1968年将有关著作缩写为“简编”、“选释”、“要略”等，期望缩小篇幅能争取机会出版。

先生更担心自己的心得如不能面世，甚至有散佚之虞，则不仅是个人心血的损失，也是学术上的损失，于是在1968、1969年间，先后向陈伯达、陈垣及曾在北京图书馆供职的内弟王锡印等人致函，希望能将著作保存在科学院或国立图书馆，但均无回复。据知情人回忆，镜池先生也曾打听著作在香港出版的可能性，但终因“绠短汲深”，无果而终[8]。

1970年，卧床数年的镜池先生又重新检视自己的《周易》研究。他感觉“写完新‘简编’和三则‘释例’后，因想起《周易通义》等几个稿本都有缺点。因文字太多，没有勇气重新抄写。现在觉得还是自己重写一次较好。如不重抄再改，留下这些许多缺点的稿本，于心不安，不是认真的精神。因下定决心，重新修改和抄写”（1970年4月17日日记）。于是在1970—1971年间，再度修改、誊抄《周易通义》、《周易释例》、《周易通论》、《周易类释》、《周易今论》等著作。

1930年，镜池先生在燕京大学选读顾颉刚先生“古史研究”课程时，以抄录《周易经传》为研《易》之始[9]。1971年7月21日，镜池先生以重新标点完的《周易章句》作为自己研《易》的终结之篇，向陈垣、顾颉刚二位导师致敬（见《周易章句》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