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镜池先生获聘在岭南大学任教，课余重理《周易》。他利用抗战期间友人所赠黄道周《易象正》抄本，对易学家黄道周生平与著述进行了研究。更开始关注《周易》编纂体例的系统研究，作《周易筮辞续考》、《周易卦名考释》等文。他感觉到，清末以来，“甲骨卜辞，赓续发现”，“西洋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又纷至杂陈，蔚成时尚。他山之石，足资参考，于是《易》学之研究，乃辟一新途径，进一新阶段，为前此所未有”，因此抱着要从《易》文寻究古代社会史的目的治《易》，欲仿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作“类编”，或依原书次序，作“浅释”。但自感对古代社会史的知识浅薄，疑难尚多，所得尚微，乃“取孙子攻坚之法”，先成《周易校释》一篇，发表于《岭南学报》[4]。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镜池先生调到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因参加各种运动，加紧学习政治和马列主义理论，又任华师中文系第一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5]，责任更大，备课更忙。主要精力放在古典文学的教学、科研和青年教师培养。但1953年春患疾，下肢逐渐无力，舌头发麻[6]。几年后，已不能到课堂上课，只能改做培养青年教师和科研工作。

镜池先生对《周易》的重新研究，缘起于1959年7月杜国庠先生介绍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前来向他约稿，请他作四部古书的注解，其中包括“周易新注”。原定为两年计划，约5万字规模。但其后数年由于疾病困扰，加之各项事务繁杂，未能动笔。

1961年，学术界出现了一轮《周易》讨论热潮，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崇古的，有反古的，镜池先生称自己“见猎心喜”，也写了《关于周易的性质和它的哲学思想》、《关于周易几条爻辞的再解释》等文参与讨论。

1962年2月，顾颉刚先生来粤。看望镜池先生时，建议他将研究《周易》、《诗经》的论文整理合编出版。于是镜池先生将历来研《易》论文合编，题为《周易探源》，送交顾颉刚先生。1962年10月，中华书局决定出版《周易探源》，并开始排版、征订。

与此同时，1962年4月开始，镜池先生动手写《周易通义》，历时两个半月，于7月初完稿。《周易韵读》亦同时完成。1963年8月又写完《周易校释》，与《韵读》合为《通义》的附录。1963年元月，先生开始写作《周易通论》。10月底，《通义》、《通论》书稿同时寄交中华书局。

1963年9月，镜池先生考虑将自己已完成的《周易》研究成果合为三书：《周易探源》（22万字）、《周易通义》（25万字）、《周易通论》（15万字）。与此同时，先生开始构思《读易杂志》，拟附于《通论》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