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裡也瀰漫著對於西方文化和哲學強烈的敵意，一方面是由於它明顯的缺點，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它相對於印度文化的倨傲優越感，我甚至擔心如果我有什麼質疑的話，那是不是因為我的優越感在作祟。他們提到使我無地自容的西方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歷史。有個主講者對聽眾說，約翰．彌爾據說是個偉大的自由主義者，卻嘲笑印度和亞洲是沒有文明的黑暗大陸。但那句話其實是他父親詹姆斯．彌爾（James Mill）說的，他在一八一七年的《英屬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裡談到「積弱不振而半開化的印度民族」以及「印度神話」的「無知、含混和夾纏不清」註71，不過那並不重要，因為主講人還有太多其他例子可以拿來說嘴。「在白種人身上，人性的成就可謂登峰造極，」康德（Immanuel Kant）在一八○二年時寫道：「黃皮膚的印度人頑梗不化。黑人更是等而下之，至於美洲人則是最低等的人種。」註72比他早一點的休姆（David Hume）的種族主義也只是程度有別而已：「我往往會懷疑黑人以及其他人種天生就比白人劣等。」註73然而，對於當代西方文化的排斥，大多只是根據有選擇性的道聽塗說。一個主講人表示，美國遭遇水災之後都會發生搶劫案件，而印度清奈（Chinnai）在水災之後，寺廟立即開放賑濟災民。還有個主講人提到一個哈佛哲學系學生自殺的事件，用來證明西方思想的虛無主義，以及「它無法對實在界有個全體主義的認識的驚人缺點」。

人們或許會以社會學的角度去解釋印度哲學會議的這個特徵。可能有人會說，相較於西方國家，印度社會比較傳統而且階級分明，再加上殖民的歷史，我們必須據此去理解他們對於傳統的服從和捍衛，以及仇視西方國家的說法。但是這種觀點忽略了整個哲學的背景。既要解釋印度哲學家的哲學思考，卻又對他們的哲學視而不見，那只會把他們化約成人類學的奇珍異品。如果我們要認真地把他們當成哲學家來看待，就必須探究他們的思考模式除了社會學的理由以外，是否還有哲學上的理由。

西方人對他們自己的文化的要求，當然也僅止於此。西方國家的哲學會議裡的若干怪狀，無疑是習俗和禮節的緣故，例如說會議的晚宴總是盛大隆重卻又難吃得要命。但是如果要解釋為什麼哲學家要提出論證並且加入冗長的問答，你就必須知道這其實和他們所堅持的哲學理念有關，也就是每個思想家都必須以嚴謹的論證去證成他們原來的推論。換句話說，要解釋人們如何實踐其哲學，你必須解釋這樣的實踐想要體現什麼理想。那麼，印度哲學家論述其想法的方式背後的理想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