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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一个同谋

　　否定到了最后，来了一个世界前途所系的肯定。

　　世间的未来，就靠这一个肯定!

　　——Wallace Stevens

　　一个没有人领导，可是却很强大的人脉，正逐渐在美国造成一种激烈的变革。他们已经推翻了西方思想的某些主要元素，甚至还可能转变历史的沿革。

　　这一个人脉就是宝瓶同谋。宝瓶同谋没有政治的主义。没有宣言。其中的同谋者追求的只是散播这个同谋的力量。他们的策略是实用的，甚至可以说是科学的。不过他们展望的远景听起来却很神秘。如果要他们谈，他们会觉得犹豫。他们的实践者会质问各种问题，从内心向现存制度挑战。

　　这个良性的同谋比改革广，比革命深。这一个人类应兴应革的同谋，已经推动了历史上最迅速的文化重整。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无可回头的转变正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却不是一种宗教、哲学或政治制度。那是一种新的心灵——一种跃升，跃升到令人惊奇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见诸人类最早期的文字思想中，它突破科学及种种见识，聚合在此种新心灵的架构之上。

　　宝瓶同谋者遍及各等收入及教育阶层，从最卑微的人到最高阶层的人都有。他们有老师、办公人员、著名的科学家、政府官员、立法者、艺术家、有钱人、计程车司机，以及医学、教育、法律、心理学界的名人。他们有的公开倡导，名字是大家熟悉的。有的则不动声色，因为这些观念常常受到误解，所以如果能够避免别人认为他们带有这些观念，他们的活动会比较有效。

　　这些同谋者声势浩大。不论是公司、大学、医院、学校、工厂、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市议会、白宫、州议会、公益团体等等，都有他们的人。事实上这个国家所有决策的竞技场上都有他们的人。

　　不论他们的情况如何，不论他们涉世多深，这些同谋者因为内在的发现与“地震”而结成了亲族。你因此得以突破以往的限制、惰性、恐惧，而迈向圆满、多种可能的选择、自由、人与人的亲近。这一切，以往你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你会更有创造力，更有信心，面对问题也会比较自在。你在经历问题时不再感到压力，而是一种挑战，一种更新的机会。习惯上的防卫心理和烦恼一扫而光。事情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他们大部分并非一开始就说要改变社会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显然算不上有什么同谋。可是他们后来却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革命。他们一旦渴切地开始个人的转变，便开始重新思考一切事物。他们重新检视以往认定的看法，用新的眼光看自己的工作、各种关系、健康、政治权力、“专家”、目标、价值观等。

　　他们在每一个小镇，每一个机构里面结成小团体。他们组成了所谓的“全国性非组织”(national non-organization)。有的同谋者很敏锐地察觉到这个运动的范围广及全国乃至于国际。他们积极地想到这个运动另有他人。于是他们变成了“天线”和“发报机”，又听又发。他们用“广播网”，用发行小册子来“扩大”这个同谋的活动。他们用书本、演讲、校刊，乃至于国会的听证会、全国性的传播媒体来传达这种生活上新的可能性。

　　他们做这样的工作。另外有些人则将活动专注在自己的专职上，在现成的组织与制度之内形成团体，使他们的同事能接触新观念。他们也经常拜访比较大的人脉，寻求支援、回馈、资料辅助。

　　另外，总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虽然不曾想到自己是一个密谋的同谋者，可是确实感觉到自己的经验与努力属于一种比较大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一种社会的转变。你只要知道从哪里看，这种社会转变就越来越清晰可见。照通常情形，他们并不知道全国性的人脉，不知道这些人在高阶层的影响力。他们在自己工作的地方、邻里、朋友之间可能只碰到一两个“亲族”。但是，不论是两三个、五六个、八九个，他们在这种小团体里依然有他们的冲击力。

　　你若是在传统的形式——政党、意识形态团体、俱乐部、兄弟会等等——里寻找亲近的关系，你将徒然无功。在这种形式里，你只会找到小群小党，松散的人脉。但是现在的这个同谋里却有千门万户。只要有共同的经验，大家迟早都会互相联系，最后又与比较大的人脉联系。他们的数目每一天都在增加。

　　这个运动可能看起来大胆而浪漫，可是却是一连串历史事件发展的结果。这一连串历史事件是不可能在别处发生的。这个运动表达了深刻的自然原理。这些原理也只有在现在才能由科学描述与证明。就这个运动估计为可能的事物来看，它是非常理性的。

　　依立亚·普里果金(Ilya Prigogine)说：“我们正处在历史上令人激奋的一刻，一个转折点。”普里果金因为某个描述转变的理论而获得1977年的诺贝尔奖。这个理论主张，压力和“混乱”会将我们推向一个更高的秩序。它说的不只是物理学，也包括社会。

　　他说，科学证明“深层的文化观”确有其事。诗人、哲学家通常暗指的开放与创造的宇宙是对的。转变，改革，进化，这些都是我们对于危机的自然反应。

　　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当代的危机其实是一个已经开始的革命必要的动力。我们一旦了解自然转变的力量，就会知道原来它是我们强大的盟友，不是恐惧或压制的对象。我们的病态就是我们的机会。

　　科学家兼哲学家德日进说，每一个时代，人类都说自己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因为人是在一个上升的螺旋里前进，所以在某种程度之内，这一点没有错。可是，总有一些时刻这种转变的感受特别深，因此也特别正当。”

　　人不分男女共有一个密谋，他们的新展望推动了一种重大的变革风气——本书叙述的主要就是这种现象。但是其实德日进早就预言了这种现象。

　　从有历史以来，一切改造社会的行动都是从外在形式与组织开始。这里面的假设是，一个理性的社会结构，可以经由赏、罚、权力的运作等制度而导向和谐。但是，如此周而复始，意图以政治实验建立公正社会却因为人性的矛盾而一再失败……现在怎么办?

　　宝瓶同谋代表的就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必须向未知的领域迈进：我们在已知的领域已经完全失败。

　　宝瓶同谋采取的是一种宽广的历史观，一种深刻的自然手段。宝瓶同谋是另一种革命，有另一种革命党。这个革命党想做的是转变很多人的意识。等到这些人达到一定的数量，就会造成社会的更新。

　　“我们不能坐着等世界转，”哲学家布鲁托（Beatrice Bruteau）说，“等变革发生时才跟着变，等革命来带我们到新方向。我们自己就是未来。我们就是革命。”

　　范型的转变

　　新展望诞生新时代。人类曾历经多次“理解”革命——一种大跃进，顿然由原有的限度解放。我们发现了火和轮子，语言和文字。我们发现地球其实只是“看起来”是平的，太阳只是“看起来”是环绕地球，物质只是“看起来”是硬的。我们还学会了通信、飞行、探索。

　　这种种发现，每一个都可以称之为“范型的转移”(paradigm shift)。这是科学史家兼哲学家孔恩（Thomas Kuhn)在一九六二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tic Revolutions）中提出的观念。孔恩的观念非常有用，因为，他的观念不但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新展望是如何出现的，而且也使我们了解这些新观点起初为什么总是遭到抗拒。

　　所谓“范型”(Pattern），是一种思想架构（由希腊文paradigma而来）。范型是了解与解释实在界某些层面的方案。不过，虽然孔恩说的是科学，可是这个词汇却受到各方面广泛的引用。所以现在大家都会说“教育的范型”、“城市规划的范型”、“医学范型的转变”等等。

　　范型的转变是对老问题有全新的思考方式。譬如说，思想家有两百年之久认为牛顿以抛物线、重力、力这几个观念构成的范型对于一切事物将有终极的解释。他的范型描述的是可预测的机械力，最后终结在“发条的宇宙”（clockwork universe）这个终极奥秘之下。

　　可是，当科学家向着艰涩的终极奥秘探索的时候，他们总是发现，有一些数据难以纳入牛顿的方案里面。任何范型都有这种情形。到最后，由于有很多观察所得很令人困惑，在原有的解释架构外一直累积起来，拉扯着这个架构。所以到了关键的一刻，通常就会产生一个“异端邪说”。但是，这个有力的，新的灼见却解释了一切矛盾。这个“异端邪说”引发了一个新的原理，一种新的展望。因为危机迫使一个涵盖面比较广的理论产生，所以危机是启示性的(instructive)，而非破坏性的（destructive）。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形成的新范型超越了牛顿物理学。狭义相对论解决了很多无法纳入旧物理学的问题。这样的情形叫人吃惊——旧力学定律并非全面成立。旧力学定律到了银河或电子的层次就不准了。有了狭义相对论以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了解就从一种“发条”的范型转变为“测不准”的范型，从绝对转变为相对。

　　新范型涉及新的原理。这个原理其实一直都在，只是先前没有人知道罢了。新范型将旧范型包括在内，使它成为部分真理——那就是，事情虽然可以这样进行，但其实也可以那样进行。新的范型由于视野比较宽广，所以可以转变传统的知识与新的硬绷绷的观察所得，将两者的矛盾调和。

　　新架构做的事比旧的多。它的预测比较准确。它也为新的探索打开门路。

　　由于新观念占有优势，眼界开阔，所以我们以为它的散播也会很快才对。可惜的是，这种事几乎不曾有过。问题在于你必须先放弃旧范型才能接受新范型。你不能三心二意，想要一点一点的改变。“范型的改变，”孔恩说，“和形态(gestalt)的改变一样，必须一次完成。”新的范型不是逐渐现形，而是突然间就看见了。

　　人类对于新范型的出现刚开始时差不多都待之以冷漠，甚至是讥笑、敌视。他们会说新范型是异端邪说。证之于历史上的事实，哥白尼、伽利略、巴斯德、梅思莫（Mesmer）的遭遇皆是如此。新范型提出的观念一开始总是很古怪，乃至于模糊不清。可是这是因为发现者所做的是一种直觉的跳跃，所以背后的理论根据一时尚未齐备之故。

　　由于新范型要求的是这样的一种变换，所以当道的科学家总是难以接受。孔恩说，因为这些人按照旧观点工作已经很有成果，所以习惯上会执着于旧观点。就算面对强大的证据，他们还是会虽然坚持错误但自己熟悉的观点。他们往往至死信仰依然毫不动摇。

　　但是新范型会逐渐超越。新的一代会承认它。等到接受这个新观念的思想家达到一定的数量，集体范型就转换了。然后就会有很多人持有这个新观念，或者与之成长。等到过了一段时日，这个新观念也有了矛盾，然后又产生一种突破。这个过程就这样反复发生。科学的观念也就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扩展。

　　自然界真正的进一步理解很少是逐渐的。一切重大的进展皆是顿然的直觉，都是全新的原理、看待事物的新方式。但是我们往往不能够完全认识这种跃进的过程。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总是淡化革命——不论是文化的或科学的革命皆然。照他们所说，这种进展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没什么好惊奇。

　　回想起来，因为解释的桥梁总是在这种直觉的跳跃发生之后许多年才架设起来，所以我们后来者从后面看才认为那是很合理的，甚至是不可免的。这些伟大的观念我们视之为当然。可是，事实上这些观念在当时简直疯狂。

　　孔恩指出一个现象，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革命与反抗发生的情形。这样，由于我们已经了解革命性灼见的动力，所以我们便开始懂得为自己酝酿一种健康的变革。这样我们就可以使集体心灵的转变比较缓和，不必因为危机而发高烧。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向自己问问题——向以往的看法挑战。以往的看法一直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熟悉的家具。这些看法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对它们差不多也已经盲目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以往的看法有什么地方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就必须先要这些看法让位——让位给更为根本的透视点。大部分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在原先问问题的层次上解答。这跟禅宗的公案一样。问题必须重组，放到比较大的脉络里面才可以。原先那些不可靠的看法都必须丢弃。

　　《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曾经刊出一幅漫画。漫画里面有一个国王说他可以把Humpty Dumpty（译注：已经毁坏，无法修复的东西）修好，只是他需要比较多的人马。我们现在也是和这个国王一样的无理性。我们想用原有的工具，以原有的思考脉络解决问题。我们看不到那个日渐升高的危机，就是我们在本质上走错方向的症状。

　　譬如说，我们总是问，医疗的成本一直在增加，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提供充分的健康保险。不过这个问题却是一开始就把健康与医院、医生、处方、医学技术画上等号。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人为什么会生病，健康的本质是什么。又譬如我们常常争论学校的教材怎么教最好，可是很少问教材适当不适当。我们尤其不问“学习”的本质是什么。

　　如今我们的危机告诉我们，我们的种种制度违背了自然。我们认为物质的消费就是美好的生活。我们把工作的人性成分剥除，使工作变成莫须有的竞争。我们对于自己教学与学习的能力感到不安。医药普遍地变成很昂贵，可是不但在慢性疾病和传染病治疗方面没有什么进步，而且越来越剥夺人性，侵犯人格。我们的政府很复杂，可是却毫无反应能力。支撑社会的系统每当遭遇压力就崩溃。

　　在这样的危机时代，我们得救的可能性既不在于运气、巧合，亦不在于一相情愿的想法。我们现在对于变革如何发生已经有更精细的了解，所以我们知道，把我们带向星战计划的那些情势，事实上就带有更新的种子。当前——个人与社会——的失衡已经预示了一种新的社会。所有的角色、关系、制度现在都开始重新检视、重组、设计。

　　历史上，这是人类第一次坐上变革的控制台——我们知道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现在活在变革的变革当中。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可以自觉性地将自己与自然妥善排梳，迅速地改造我们自己以及我们那些即将崩溃的体制。

　　宝瓶同谋这个范型认为人类的根在于自然。这个范型注重的是个体在平权社会中的自治。它认为我们是一切内在外在资源的管理人。它说，我们不是受害人，不是典当品，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限制。

　　我们是革命资产的继承人。我们有想象力，能够发明。这种经验我们目前不过略微见识而已。

　　人性既不善也不恶，可是却能够不断的转变与超越。人性只要发现自己就可以了。不论是生、死、学习、健康、家庭、工作、科学、灵性、艺术、社群、各种关系、政治，宝瓶同谋这种新的透视尊重这一切的生态。

　　宝瓶同谋者已经因为共同的发现，因为范型的转变而聚集在一起。他们发现，原来在这之前他们一直过着划地自限的生活，直是莫须有。

　　个人范型的转换：看见了隐藏的图画

　　就个人经验而言，范型的转换就好比在儿童图书里面发现隐藏的图画一样。你看到一张图画是一棵树和一个池塘。可是有人却要你看仔细一点——找一件没有理由在那里的东西。但是突然间你发现了几样东西：树枝变成了钓鱼竿，池塘的边缘藏着一支牙刷。

　　没有人可以用讲的就让你看见这些东西。那些东西之所以在那里，并不是因为你给游说了。你要么就是看见这些东西，要么就没看见。可是你一旦看见了，那么不管你什么时候看这张图画，你都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些东西。这时你再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没看到。

　　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都经历过一些小型的范型转换——譬如了解了几何或游戏的原理，或者拓展了宗教、政治信仰。每一次洞察都扩展了我们的脉络，带来了知解事物关系的新方法。

　　新范型的开展谦卑而辛苦。我们没什么错：因为，身为“部分”，我们仿佛一直只睁一只眼睛看东西。

　　19世纪真知灼见的社会科学家兼诗人爱德华·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说：

　　如果你一直抑制思想（一直坚持下去），你终会到达思想之后或之下的一个意识区……实现一个自我。比起我们向来习惯的自我，这个自我广大了许多。平常的生活，我们关切的是平常的意识。这个平常的意识先于一切，建立在局部的小我上面……这样说来，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小我也就能够脱离平常的我，平常的世界。

　　就平常的意义而言，这是死去。可是，就另一种意义而言，这却是觉醒，是发现原来一个人真正的，最密切的“大我”充塞于整个宇宙，遍及万事万物。

　　这种经验非常的伟大、灿烂，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旦面对这种经验，所有其他的问题与怀疑便顿然而解。确实，这种事情实例数以千计——一个人即使一辈子只有一次这样的经验，他的生命，他对世界的展望，便完全改变。